玄武门之变,其实都跟父亲的“因”有关!
公元 618 年,李渊剿灭隋朝,建立了唐朝,成为唐高祖。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,次子李世民为秦王,四子李元吉为齐王。
在统一战争中,秦王李世民四处征战,屡获胜利,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声望,还笼络了大量人才。
在起兵反隋的过程中,李氏兄弟二人配合默契,直到建立唐朝。
据史书记载,李渊曾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。最初是想让李世民做太子的,但由于李建成是长子,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遵循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,李建成便顺利成为太子。
可李渊对李世明的态度是复杂的。既有赏识和喜爱,又有警惕和防范。这一切也为“玄武门之变”埋下伏笔。
随着李世民势力的日渐壮大,他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皇位继承权之争也愈演愈烈。
为了不让李世民威胁到自己的皇位,他便将李世明的兵权分给其他皇子。在李建成的授意下,李元吉四处暗害李世民。
最终,李世民迫于无奈,于武德九年(626 年)六月初四发动了“玄武门之变”。
六月初四(公元 626 年 7 月 2 日),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、尉迟恭等人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(今陕西省西安)太极宫的北宫门——玄武门埋下伏兵。
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不知危险将至,骑马进入玄武门,行至临湖殿时,发觉情况有变,于是掉转马头准备返回东宫和齐王府。
李世民带人冲出,李元吉张弓搭箭射向李世民,但因情绪紧张一连三次都没能射中。李世民则一箭射死了李建成,尉迟恭也射死了李元吉。
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听到消息后,率兵猛攻玄武门,企图为太子和齐王报仇。李世民的军队奋力抵抗,最终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卫队击溃。太子党看到李建成已死,顿时作鸟兽散。
玄武门之变时,李渊还在宫内的湖上悠闲的划船。当尉迟恭身穿铠甲,手持长矛的来到他的面前时,他都有些震惊:“爱卿到此何事?”
尉迟恭:“太子和齐王造反,秦王已经将他们处死了。秦王担心陛下受惊,派我来保护您。”
不请自来的“保护”,李渊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于是无奈地说:“其实,我也早就想把皇位传给秦王了。”
下令让李世民处理好后事,两个月后,高祖李渊退位,李世民称帝,史称唐太宗。这次事件发生在玄武门,因此被称为“玄武门之变”。
而李渊并没有做出任何行动,也是被迫退位的。
李世民上位后,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改革,使得唐朝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。
他不仅善于纳谏,广开言路,使得朝廷上下能够充分发表意见,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。
魏征曾是李建成的部下,策划过杀害李世民的阴谋。然而,李建成死后,李世民却不计前嫌,仍然重用魏征。魏征感激涕零,成为了朝堂上著名的谏臣。他常常为了一些小事与李世民激烈争论。
有一次,李世民想要修建园林,魏征极力劝阻,认为不应大肆挥霍。李世民十分生气,但魏征却毫不退缩。
李世民大怒之下,下令将魏征逮捕。当晚,长孙皇后劝解道:“园林没了可以再建,魏征没了就再也没有了。”
李世民深思熟虑后,觉得皇后所言有理,便又将魏征放了出来。
有一年,太祖征兵时,有大臣建议,未满 18 岁但身体健壮的人也可以应征。李世民认为这个建议有道理,便同意了。
然而,魏征却坚决不执行这个命令。李世民召见魏征,询问他抗旨的原因。
魏征不紧不慢地答道:“您把鱼塘里的小鱼小虾都捕捞完了,明年就没有鱼可吃了。现在招收 18 岁以下的士兵,将来若有战事,国家又该如何应对?赋税又从何而来?”
李世民听后恍然大悟,于是重新下诏,规定征兵必须大于 18 岁。
他推行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等制度,加强了中央集权,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。他还注重法律的制定和执行,颁布了《唐律疏议》等法律文献,使得社会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维护。
他采用了一些资历较浅、品位较低的官员来参与朝政。
这样可以增加参政决策的人数,集思广益,又不会让某个官员权势过大,便于控制。
避免了大臣专权的现象,加强了皇权,巩固了李世民的统治。
其中,有一位叫做李靖的官员,因病请求辞职。李世民求才若渴,非常爱惜他的才能,不想失去他。于是下令让李靖隔三差五地去中书门下执行宰相的职权。
后来,又有一位叫做李勣的官员,以太子詹事的名义担任“中书门下三品”。
这样,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和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,就成为了用其他官职担任宰相的固定名称。
李世民的这个改革非常明智,避免了权臣专权的现象,加强了皇权,还巩固了自己的统治。
唐太宗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政策,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。他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,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,使得唐朝的经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均田制是按照人口来分配土地的,根据耕地、户口和人丁的情况进行合理分配,以达到让百姓实现轻徭薄赋的目标。
同时,租庸调制也开始实施,其中租指的是田租,庸则是劳役,调则是向国家进贡土产。
这些政策的本意是为了给人民创造产业,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有田才有租,有身才有庸,有家才有调。均田制按照人口分配田地,耕田的自然是壮丁。有田地的人可以向国家缴纳田租。壮丁在农闲时节可以为国家承担劳役。
田地有富余,耕田有壮丁,自然就可以成家立业。男女分工合作,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丝麻织品上交国家也不再是难事。这样的良性循环可以使人民富裕、国家强盛。
但为了确保租庸调制的精准实施,必须要有严密的账籍制度。账是指壮丁册子,籍是指户籍。
在唐朝初期,户籍制度非常严格,从一个孩子出生到成年,一直到他去世,所有信息都要记录在户籍上。
全国的户口按照经济情况被分为九等,根据不同的等级征收相应的租庸调。而户籍需要造三份,一份存在县里,一份存在州里,一份送交户部。
从唐高祖时期开始,就规定每年统计一次徭役的数量,作为征收庸的依据。
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,作为征收租和调的依据。这是一项非常浩大而繁琐的工程,需要经常性的调查、登记、改动和校对。
唐太宗时期,账籍制度还能够得到严格执行,因此唐朝也走向了强盛。
然而,到了唐高宗晚年,账籍制度已经开始失实,这也为唐朝的衰落埋下了隐患。
唐太宗重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,设立了国子学、太学等教育机构,培养了大批人才。他还倡导文学艺术,使得唐朝的诗歌、书法、绘画等艺术形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。
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唐太宗非常关心百姓的疾苦,他曾经说过: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因此,他实行了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等政策,减轻了人民的负担,使得社会稳定、人民安居乐业。
他在位期间,时常私自巡查百姓。
有一次,突然发生蝗灾,导致百姓颗粒无收。朝廷的赈灾努力也只是杯水车薪。
李世民为此彻夜难眠,他烧香拜佛、念经诵咒,希望能消除蝗灾。
后来,他来到灾区,亲自吞食蝗虫。
下属们连忙劝阻,他却坚持说:“如果我做错了什么,请责罚我,不要再降罪于这些受苦的百姓。”
后来,蝗虫果然消失了,至此天下百姓对他感恩戴德。
贞观二年,关内地区发生旱灾与饥荒。
有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换取衣服和食物,他下令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丝绸拿出来,替灾民赎回小孩,还给他们的父母。
他在诏书中还说:“如果能让年成丰收,天下平安,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。”正巧不久后就下了雨,百姓都很高兴。
他征服了东突厥和薛延陀等地区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民族团结,对于少数民族实行了开明的政策,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。故而被尊称为“天可汗”。
晚年他亲征高丽,主要是因为高丽侵犯了唐朝的边境,并且拒绝向唐朝朝贡。
李世民的辽东之战进行得十分顺利,一路拿下了盖牟城、辽东城等几大军事重镇,在辽东的最后一座军事重镇安市城下,唐军又全歼了前来救援的十五万高丽军队。
其在位期间的疆域范围东到朝鲜半岛,西到咸海一带,北到贝尔加湖地带,南到越南南部,一生战功赫赫!
张亮: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张亮,被他以谋反罪冤杀。在错杀张亮后不久,李世民就醒悟了,并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忏悔。
张蕴古:贞观五年,相州有个叫李好德的人,此人向来疯疯癫癫,经常说一些荒谬狂妄的话,在当时很有影响。
李世民得知后,下令治罪。时任大理寺丞张蕴古认为,李好德患疯癫病证据确凿,根据法律不应判罪。
李世民答应了张蕴古的请求,但张蕴古在把李世民的旨意私下告知李好德时,并与他博戏。
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,认为张蕴古偏袒,结果李世民一怒之下将张蕴古砍了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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