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望舒简介及作品简介(“雨巷诗人”戴望舒的情感与气节)

戴望舒简介及作品简介(“雨巷诗人”戴望舒的情感与气节)

戴望舒简介及作品简介(“雨巷诗人”戴望舒的情感与气节)

戴望舒名作《雨巷》里的“丁香姑娘”形象。

●蔡登山

以“雨巷诗人”而驰名,继而又领衔“现代”诗派的戴望舒,他的诗数量不丰、体式不宏、题材不广,或许难当“雄沉博大”之评语,但放眼新诗风雨历程,他又是绕不开的存在。连诗人余光中这样对戴诗多有微词者,也说他“上承中国古典的余泽,旁采法国象征派的残芬,不但领袖当时的象征派作者,抑且摇启现代派诗风。”

当那撑着油纸伞的诗人,那寂寥悠长的雨巷、那梦一般地飘过有着丁香一般忧愁的姑娘,那是多么充满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和意象。它以朦胧而不晦涩、低沉而不颓唐、深情而不轻佻,展现出“幽微轻妙的去处”。而“雨巷”后的戴望舒,又把意象营造、暗示、隐喻等手法,不断地发扬。

戴望舒(1905-1950),浙江杭州人,从一九二〇年代开始创作到一九四〇年代搁笔,戴望舒留下四本诗集:《我的记忆》《望舒草》《望舒诗稿》和《灾难的岁月》,共存诗九十余首。同为文友的施蛰存晚年曾说:“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,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二代诗人,是怎样孜孜矻矻地探索前进的道路。在望舒的四本诗集中,我以为《望舒草》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,《灾难的岁月》标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。”

尽管戴望舒的诗艺在前、中、后期有所不同,然而象征诗派的基本质素却贯穿始终。总之,在诗的朦胧与透明、隐藏与表现之间,追求藏而不露的“半透明”东方式的意境,是戴望舒诗歌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特色。

综观戴望舒的生活历程和诗歌创作,离不了一个“情”字。写“情”的诗构成了他诗集乃至杰作的主要部分,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戴望舒在一首题为《我的恋人》的诗中说——

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,

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,

她是羞涩的,有着桃色的脸,桃色的唇

和一颗天青色的心。

诗中的女主角是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。她比戴望舒小五岁,此时长得亭亭玉立。戴望舒当时匿居于施家,与施绛年有了更多的接触,爱情的幼苗在诗人的心田萌生。

戴望舒的初恋是痛苦的,使他更为痛苦的是他囿于传统,自尊而又内向,胸有郁积却不能一吐为快,只能把自己的“真实”通过想象流泻于诗篇之中。

一九二九年四月,诗人自编的第一本诗集——《我的记忆》出版了,他在诗集的扉页上大大地印了A Jeanne(给绛年)几个法文字,并有两行拉丁文的诗句,据戴望舒自译为——

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,

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。

诗人把自己对施绛年的感情公开了,把自己绝望的爱恋公开了。它表露诗人整个痛苦的灵魂,也为这本小小的诗册增加了感情的深度与重量。在“爱和死只有一种选择”中,他约请施绛年做最后一谈,希望她能接受他的感情,否则他就跳楼以身殉情。在这生命的最后一瞬间,灵魂的震荡发出耀眼的火花,施绛年为戴望舒的赤诚所感动,也为他的自萌短见所震慑,勉强地接受了戴望舒的感情。

戴望舒回到杭州,请父母出面提亲。施绛年的父母原本不同意这桩婚事,但如今在这种情况下,加上施蛰存的支持,也勉为其难地同意了。一九三一年十月,他们举行订婚仪式。

次年十月八日,戴望舒应承了施绛年要他出国留学获取学位方同意完婚的条件,搭乘“达特安”号邮轮赴法。诗人的日记记载着离别的情景:“今天我终于启程了。早上六点钟醒来,绛年十分悲伤。在这离别的最后时刻,彼此间有许多安慰的话要说,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几乎哽咽起来。从中华路到了码头。施叔叔(施绛年之父)、蛰存、杜衡、时英(穆时英)、秋原(叶秋原)和他的妻子、吶鸥(刘吶鸥)、老王(望舒的姊夫)、姊姊瑛、老黄和绛年来送行。父亲和瑛没有上甲板来。我们请老王为我们在甲板上拍了几张照片。船起航之前的那段时间,简直难以忍受。绛年哭着。我掷了一张纸条给她,喊着:绛,别哭。但它被风刮到水里。绛年追奔着,没有抓到它。当我看到飞跑般的她时,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。船开航了,我回到船舱。当船启锚离岸时,我跑向甲板,尽力眺望岸边为我送行的人群,瞥见了绛年,我久久伫立,直到再也见不到她的白手绢,才返回船舱。”

一九三五年春戴望舒由巴黎回国,却失去了爱情。海外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,施绛年已经移情别恋了。其实早在订婚前她和别人已有恋情,但又不能公之于众。偏偏戴望舒苦追不舍,并以身殉情;加之父母也点头允诺,她只得勉强与戴望舒订婚,然后又以出国留学为由把婚期延宕下来。戴望舒一去法国,施绛年即表示不能与之结婚,因为她另有其人。此事引起轩然大波,为了不给远在海外的诗人增添苦恼,施蛰存和其他国内的亲友一直瞒着他。戴望舒回国后,面对这样的情形,既痛苦又气愤。他找施绛年的父母理论,施父只有赔不是。他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,然后登报解除婚约,结束了为期八年的苦恋。

失去了施绛年的爱情,戴望舒与他的朋友穆时英、刘吶鸥、杜衡有了更多的交往。也由此他认识了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。穆丽娟比戴望舒小十二岁,是穆家唯一的女孩,端庄秀丽。因为哥哥的关系,穆丽娟很自然和戴望舒有了往来。先是晚上一起玩,戴望舒从法国学会了一种法式桥牌方法,教穆丽娟他们打牌,或者去跳舞;再者戴望舒又请穆丽娟白天帮他抄稿子,彼此有了更多单独接触的机会,逐渐产生亲昵的感情。

一九三五年冬,杜衡受戴望舒的委托,向穆丽娟母亲提亲。订婚时没有举行仪式,戴望舒通过杜衡把钱给了穆丽娟母亲,要穆丽娟自己买一个钻石戒指,以志纪念。一九三六年六月他们结婚了,婚礼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举行。婚后他们搬到上海亨利路永利村三十号居住。生活的安定和美满,促使戴望舒更加勤奋。除写诗外,他也继续翻译《堂·吉诃德》,而学习俄语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另外他同孙大雨、梁宗岱、冯至、卞之琳等人创办了《新诗》杂志。

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,戴望舒举家由上海迁到香港,初时住在学士台,后来搬到薄扶林道的“林泉居”。一九三八年八月他主编的《星岛日报》副刊《星座》创刊,他决心在敌人入侵造成的“阴霾气候”中挣扎,以“自己微渺的光明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”。国内和流亡在香港、南洋的许多作家都成了《星座》的作者,该刊成为当时文化界坚持以文艺为武器、为民族危亡尽力的一个重要阵地。戴望舒同民族敌人和港署当局进行了顽强斗争。一九三九年五月,戴望舒与张光宇合办《星岛周报》,随后又与艾青合编诗刊《顶点》,与冯亦代、叶灵凤等合编《耕耘》杂志。在十分活跃的香港文坛中,戴望舒成为一个核心的角色。

在香港“林泉居”虽是“一个安乐的家”,但戴望舒后来却说:“可是,女儿,这幸福是短暂的,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。”

其实在表面宁静幸福的氛围中,一直潜伏着情感的危机。传记作家王文彬就指出,这危机来自诗人本身。

戴望舒与穆丽娟的结合,来得顺利,几乎没什么波澜,因而至少缺乏像施绛年那样有力的冲动和深沉的激情。他把小自己十二岁的穆丽娟看成不懂事的“小孩子”,家中的事都由他做主。他没有注意到穆丽娟的内心,缺少与她作深层的感情交流。穆丽娟在半个世纪后的一九九四年接受王文彬的访问,谈到她和戴望舒在香港的后期生活时说:“他是他,我是我,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,他什么时候出去、回来,我都不管;我出去,他也不管。”又说:“我们从来不吵架,很少谈话,他是他,我是我。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,家庭和睦,环境很好,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开心,看戴望舒看不惯,粗鲁,很不礼貌。我曾经警告过他,你再压迫我,我要和你离婚。戴望舒听了也没说什么,他对我没什么感情,他的感情都给施绛年去了。”

一九四〇年冬至,穆丽娟的母亲病逝。戴望舒把这一消息瞒着穆丽娟,后来穆丽娟从别处得知实情,悲痛地带着女儿朵朵(咏素)赶回上海,却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痛定思痛后,她通过书信向在香港的戴望舒提出离婚。这时又风传有位朱姓大学生在追求穆丽娟,这位大学生每天叫花店送上一束花,花中夹一张名片,写一个条子给穆丽娟,前后达一个多月。戴望舒知道后,于一九四一年六月赶到上海,他找到朱姓大学生,阻止事态发展。后来这位大学生因思想偏激遭到通缉,这段恋情也终止了。

回到香港的戴望舒继续努力于挽救婚姻,他寄钱写信,呼唤妻子的归来,换来的却是穆丽娟离婚的决心。戴望舒再一次从幸福之巅跌落到痛苦的深渊,于是他给穆丽娟发出“绝命书”:“……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,它和离婚一样,使你得到解放。”

这是戴望舒第二次为感情而选择自杀,穆丽娟接信后告诉戴望舒的姊姊戴瑛。戴瑛说:望舒过去自杀过,一个人不可能再自杀一次。但戴望舒却真的服毒自杀了。诗人所幸是获救了,然而这个举动并没有让穆丽娟回心转意。双方通过信函联系,并经律师马叔庸办理离异(分居)协议,半年为期,以观后效。

一九四一年末香港沦陷。次年春,戴望舒被日寇逮捕,被关进位于香港岛中环奥卑利街16号前称中央监狱的域多利监狱(Victoria Prison),这是香港的首座监狱(现与毗邻的中区警署一起复修,成为法定古迹“大馆”一部分)。

牢狱生活是一场人间地狱似的噩梦。暗黑潮湿的牢房,被血污浸染的铺石,禁锢而冰冷的铁栅,在这生与死就在一线之间的日子里,他甚至见到很多人从此没有回来。受尽严刑拷打,不但没有使这位昔日的“雨巷诗人”屈服,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爱国之心。在狱中他写下了《狱中题壁》《我用残损的手掌》等光辉的诗篇。题壁诗这么写着:

如果我死在这里,

朋友们,不要悲伤,

我会永远地生存

在你们的心上。

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,

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,

他怀着深深仇恨,

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。

当你们回来,从泥土

掘起他伤损的肢体,

用你们胜利的欢呼

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,

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,

曝着太阳,沐着飘风;

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,

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。

他被关押了三个多月,一九四二年五月经叶灵凤设法保释出狱,而原有的哮喘病也更加严重了。

戴望舒对于民族气节是相当看重的,也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,何家槐、黄药眠、陈残云、韩北屏、司马文森等二十一位“留港粤文艺作家”联名指控他附逆时,他写下《自辩书》说:

……在这个境遇之中,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(如征文事),我能够登报否认吗?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,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利害的(如写小说集跋事),我能够断然拒绝吗?我不能脱离虎口,然而我却要活下去。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,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,特别是生活下去、看到敌人灭亡的时候。对于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,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?对于一个被敌人拉去做劳工的劳动者,诸君有勇气指他是一个叛国贼吗?我的情况,和这两者有点类似,而我的痛苦却更深沉。……

出狱后不久,戴望舒认识了年仅十六岁的少女杨静(丽萍)。据戴望舒的长女咏素后来的描述:“父亲的新妻叫杨丽萍(杨静),她的父亲是宁波人,母亲是广东人。她身上兼有两地人的特点与美丽:精致的五官,鲜明的轮廓,一双广东人的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。小巧玲珑的身材,闪着光泽的浅棕色的皮肤,是个美人。她活泼好动的性格使她十分容易与人相熟。”

杨静当时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工作,而戴望舒也正好在此供职。大同图书印务局中日本人经常进进出出,戴望舒担心杨静的安危,于是劝她辞掉工作,到他家中帮忙抄写文稿,由于朝夕相处,情愫渐生。而远在上海的穆丽娟始终没有响应戴望舒的呼唤。因此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,戴望舒致函穆丽娟同意离婚。

次年五月三十日,戴望舒与杨静在香港结了婚。婚后,他们先住在薄扶林道原来的房子,后来迁居干德道,最后搬至蓝干道,都是景色幽雅、地方宽敞的住宅区。

戴望舒除了写作、编副刊,还在胡文虎家中任补习老师。一九四四、四五年,女儿二朵(咏絮)、三朵(咏树)相继出生,给家庭带来新的欢乐。戴望舒在诗中就这么写着:“不如寂寂地过一世/受着你光彩的熏沐/一旦为后人说起时/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。”

然而由于两人在婚前缺少相互了解,年龄、教养和性格上的差异,使得他们无法在同一感情层次上作对话。杨静外貌固然宜人,但她的感情带有明显少女式的跳动性,敏感的诗人常常觉得把握不住、捉摸不定。一个需要平静安定,一个则青春活跃,两个人隐伏的分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。

一九四六年春天,戴望舒全家回到上海。一九四八年夏,他携妻带女再度流亡香港。但生活无着,戴望舒又陷入困境。这期间家庭风波又起,同年底,杨静爱上了住于同一幢房子的蔡姓青年,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。戴望舒虽然极力想挽救婚姻,但最后还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签字离婚了。之后,戴望舒携带咏素、咏絮(另:咏树归杨静)搬到叶灵凤家客厅暂住。

一九四九年三月,戴望舒带着喜悦激动的心情,携两个女儿与诗人卞之琳一起,乘船经天津塘沽回到北京。他参加了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盛会,被推选为作协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。他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和生活,但病魔却过早地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。

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戴望舒因病去世,年仅四十五岁。

香港作家兼学者小思(卢玮銮)在文章中谈到薄扶林道戴望舒的“林泉居”时说:“五十多年来,薄扶林道改变得太多了,哪里还有松林?哪里还流着小溪?你不必去找山坡路口的木牌,因为‘林泉居’已经拆掉了——它却永远存在爱诗的人的心中。……失去的园子,永远失去!‘遮断了魂梦的不仅是海和天,云和树,/ 无名的过客在往昔作了瞬间的踌躇。’(戴望舒《过旧居》)”。

是的,曾经是林泉居的主人,转眼间成了匆匆的过客,而我们又冀望能寻些什么呢?

(0)
上一篇 2023-01-12 08:42
下一篇 2023-01-12 09:10

相关推荐

发表回复

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