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维简介个人资料(黄维获特赦后:为毛主席守灵,回监狱住一晚,去台湾访友前夕猝死)

上世纪80年代,原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长官黄维接受记者采访,被问到新中国成立后,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哪件。他思索片刻后说道:

“有这么一件事情,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,至今不得忘却,所以今天不妨说出来给你听听。那是毛泽东先生逝世没几天的时候,我接到一个通知,要我去人民大会堂守灵。我十分纳闷,说来奇怪,第一批放出来的宋希濂、杜聿明等人没有让去,偏偏让我这个最后出来的人去。那个情形下,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是毛泽东先生下令释放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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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,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被称为“绿头巾赏穿黄马褂”,这种人官运亨通,只黄不绿或只绿不黄都要略逊一筹。其中的“黄”指的是黄埔军校,“绿”则是陆军大学。黄维是这群人中的典型,黄埔军校第一期,陆军大学特别班也是第一期。

在蒋介石反革命活动中,黄维一直充当其马前卒,积极参与对红军的“清缴”活动,手上沾满红军将士的鲜血。解放战争中,黄维原本已退居幕后办军校,但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夺与妥协,他重新被推到台前,成为了第12兵团司令长官。

淮海战役中在双堆集被俘后,黄维先后在河北井陉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、北京功德林、秦城监狱、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了整整26年。直到1975年,当中央宣布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时,黄维才获得特赦。纵观黄维在新中国的表现,谁也想不明白,他为什么会被安排给毛主席守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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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德林最顽固的战犯

“共产党对于像我黄维这样的一个战犯如此照顾,图的是什么呢?”

黄维在功德林发生的第一件大事,就是跟同犯争执,大打出手。当时管理处组织大家学习揭露批判四大家族剥削、压迫中国人民的书籍。黄维所在学习小组副组长董益三刚把一本书的一部分念完,他就说:

“我不同意这本书的说法,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农业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,都是蒋介石一家的?按照这种言论,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?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!”

话音刚落,董益三就大声批驳,其他几位战犯也都群起而攻之,要黄维写书面检查,反省思想。黄维却还是无动于衷,吃过午饭后拿着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,坐在桌子跟前写起来。大家以为他在写检讨材料,有人好奇地凑过去看,却看到纸上写着“龙困浅滩遭虾戏,虎落平阳被犬欺。”

这下彻底激怒了众人,董益三等人大兴问罪之师,并动起手来,黄维也不服输,出手还击。但让黄维没有想到的是,功德林管理处的姚处长亲自了解事由后,不仅批评了黄维,也严厉批评了动手打人的董益三。

这样的事,之后还频频发生在黄维身上。譬如,他会因为犯人房间睡觉不准关灯而指着管理员的鼻子骂;他会在笔记本上写于谦的《石灰吟》,然后在旁边写上“这是于谦骂狱吏的诗”;他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页页撕下来当手纸,被批判后称:“我是在发挥这本书的第二次使用价值”。

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处理,也一次次让黄维意外。因为“电灯问题”被他大骂的管理员,始终没有任何“还击”。而同一个人在处理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”时,首先做的是自我反省:黄维手纸不够,没有要求多发手纸,这是他的不对。我作为管理员,没有发现,这是我的失职。这一番话,让黄维哑口无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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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黄维的国民党视角看,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方式,是不可想象的。而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,更是让黄维那“榆木脑袋”直呼看不懂。而真正让黄维出现思想转变的,还是共产党治好了足以要他命的一身结核病。

黄维的结核病不仅严重,还很多样,肺结核、腹膜结核、淋巴结核、阴囊结核、附睾结核。在那个年代,一旦得不到妥善治疗,每一种都足以要人命。尤其是腹膜结核,让黄维的肚皮肿胀得老高,两条腿肿得发亮。从发病那一天开始,黄维就躺下不能动了,一躺就是整整四年的时间。

在这四年时间里,黄维住进了复兴医院的单间病房,用的药物是公安部的卫生机构派人从香港、澳门买回来的。一天三餐吃小灶病号饭,每顿两菜一汤,每天有牛奶、鸡蛋、猪肉。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黄维都没有断过牛奶。

更让黄维感动的是,他在病床上不能自理,大小便都不能下床,是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四年如一日的照料。中国有句俗话说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,骨肉亲人之间尚且如此,何况黄维还是个战犯,曾经是共产党的仇人。

国民党对待被捕的共产党是什么样子,黄维是清清楚楚的。他的老同学、好朋友方志敏,就是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。在国民党的监狱里,是不管犯人死活的,死了活该。再有,就是有钱人才能保外就医。

很多年后,黄维还会想,假如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将,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休养。以他不算厚的家底,即便是典当一空,恐怕也未必支付得起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。共产党对于像我黄维这样的一个战犯如此照顾,图的是什么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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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这时候,黄维才相信,共产党对国民党战犯宣布的宽大政策看来是真诚的,是可以相信的,他的思想才有点转变了。

事实上,除了黄维外,杜聿明、康泽、文强、杜建时、范汉杰、徐远举这些战犯,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,全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。

最让黄维感到震撼的,还是新中国带给老百姓切切实实的改变。从1956年开始,功德林的战犯们被允许到全国各地参观。黄维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群众的集会,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,是他在旧社会不曾看到的。他看到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汽车,看到了横跨长江的大桥,看到了北京的十大建设。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功夫,就做到了国民党政府想都不敢想的成就,黄维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重回抚顺战俘所,在当年住过的二号监住一晚上

“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,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。”

思想转变的黄维尽管仍旧顽固,但他不再跟管理干部对抗,而是一头扎进“永动机”的研究。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时,周总理原本点名要特赦黄维,但他的改造态度终归难以服众,被战犯管理所顶住了。

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,黄维跟管理干部感情很深,战俘所的领导支持他的“永动机”研究,提供实验所需的设备。后来,黄维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时曾说:“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,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。”

1975年3月19日,黄维终于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他的特赦通知书。他回到房间后,禁不住热泪盈眶,失声痛哭。在特赦大会上,黄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的代表,宣读了致毛主席的感谢信,说着说着,他脱稿即兴演讲,尽情抒发自己的感受,赢得了满堂喝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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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特赦后,黄维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,工资每月200元。他跟妻子儿女团聚,搬进了政协为他安排的新居。他被邀请进入人民大会堂,参加接待美国总统福特的欢迎宴会。1978年,黄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,享受副部级待遇。

1985年,获得特赦10年后,81岁高龄的黄维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,站在这个被自己誉为“第二故乡”的地方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向战俘所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十分“奇怪”的要求,要到当年关押自己的牢房二号监室住一晚上。别人不理解,他的女儿黄慧男却知道,自己的父亲早就将那个关押自己的地方看成了第二个故乡。

黄维说:“那是我最怀念的地方,过去我的表现一直不好,但国家却并没有放弃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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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维出狱时已经71岁,尽管接受了改造,但仍然不改其顽固的秉性。作为文史专员撰写文史资料,因为老部下杨伯涛一篇《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》的长文,他怒不可遏。按照他过去的脾气,一定要对杨伯涛当面一顿臭骂,兴师问罪,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,改打笔墨官司,对杨伯涛口诛笔伐。

写完对杨伯涛的批判文章后,黄维就决定罢笔不再写了,因为在他的带领下,宋瑞珂、邱行湘和方靖也加入了战斗。他认为这是在国民党嫡系部队将领中,至少让何应钦集团的郑庭笈、胡宗南集团的罗历戎看了陈诚集团的笑话。这在感情上,黄维是难以接受的。

黄维原本就是一位固执的孤独者,他没有朋友,他的朋友是永动机,他不容许任何人质疑永动机的可行性,即便对方是权位的物理学家。从功德林到抚顺战俘所,黄维没有放弃对永动机的研究,出了监狱,他还是没有放弃。因为痴迷于研究永动机,苦等了他27年的妻子蔡若曙,因为精神焦虑而自杀身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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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便如此,黄维还是没有放弃对永动机的研究。在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后,黄维原本可以像杜聿明一样,住进宽敞的大房子,但他拒绝了,理由是房租太贵。他要节约每一个铜板,用于永动机的研究。这样一来,他常常怀念监狱,因为不管是在功德林、秦城还是抚顺,他的实验经费都来自战犯管理所。他源源不断的开出清单,管理员源源不断的将零件送进来。而获得自由后,却失去了条件,这是黄维始料不及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严峻事实。

黄维还是在寻求各方的认可,于是,他写了一份题为《大家都关心支持从“地心引力”开发新能源,征服“重力”,创制“重力”发动机的研究实验,帮助把它搞成功,从而把重力(引力)这样的自然力自然能源转变成为免费的无穷无尽的机械力和电力,以根本解决能源问题,以推动和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》的报告,让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帮他打印出来,最好是免费的。

这样复杂而冗长的标题,沈美娟从未见过,相信大多数人也都没有见过。但沈美娟还是帮黄维打印了100份,自掏腰包,没有让黄维出一分钱。黄维想让中央领导,让邓小平看到这份报告,想让每一个政协委员看到这份报告,希望得到两千块钱上下的实验经费支持。

杜建时原本是为数不多的,黄维研究永动机的支持者,看到这份报告后也变成了反动者。杜建时的理由是,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思想成果的政治家,而思想成果是最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,黄维怎么可以将那份价值“两千元上下”的材料,去影响他们的工作,分散他们的精力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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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维没有直接回答,只是将那一百份打印材料,统统锁进他的抽屉里去了,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拉开过。

至死也要去台湾?

“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,解甲归田。”

对于获得特赦的战犯,政府明确表示给予公民权,有能力工作的安排工作,没能力工作的由国家养起来。至于去处,也是完全自由,去台湾或者出国的还提供路费。黄维在填写去向表格时,没有任何犹豫:

“我早在27年前被俘的那一天就拿定主意了,如果能出狱,我一不出国,二不去台湾,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,解甲归田。”

然而,在黄维去世后,却被传出他至死也要去台湾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黄维的确非常固执,他认可了新中国的成功,却不愿意承认蒋介石集团的失败。尤其是对他所在的陈诚集团,更是百般维护。除此之外,黄维也跟绝大多数经过改造的国民党战犯一样,晚年致力于推动两岸统一,为此不遗余力。

1989年初,作为大陆黄埔同学总会理事的黄维,受到台湾黄埔同学总会的邀请,前往访友。为此,黄维专程到香港,见到了他的黄埔一期同学丁先生。丁先生告诉他,根据国民党政府最新规定,黄维的身份是现役军人,他有100多万美金的工资尚待领取。

黄维跟丁先生在香港真正探讨的,是他以什么身份去台湾。对于丁先生提出的“现役军人”,已经经过改造的黄维自然不会答应,他根本也不愿意去领那一笔巨额工资。但黄维原本的政协常委的身份,也是台湾方面不愿意接受的,于是双方商定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前往访友。黄维笑道:“这样最好。因为对于我来说,名副其实;对于你来说,自欺欺人了吧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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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去台湾访友,黄维是非常兴奋的,他列出了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。同时,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、何应钦、陈诚、顾祝同、周至柔、蒋经国等人的墓。但就在黄维即将去台湾前,1989年3月20日,却传来了他心脏病突发去世的消息。

因此,就有类似“黄维由于过度兴奋,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去世”的谣言传出,然后由此延伸出“为何黄维至死都要去台湾。”事实上,黄维并非死在家中,而是在政协开会期间。

新华社发布消息称: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期间,黄维心脏病突发,因心肌梗塞不幸去世。

多年以后,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。这是1980年代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:“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,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……”

晚年的黄维曾说:“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,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,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,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。”

参考资料

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,黄维,文史精华

《我们的父亲: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》,周海滨,华文出版社

《悲合与重生——黄维的晚年岁月》,黄慧男,领导文萃

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: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》,黄济人,中国青年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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