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璞简介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(回忆父亲母亲的名篇:三松堂断忆/宗璞)

【阅读准备】

作者宗璞(pú)原名冯钟璞,1928年出生于北京,祖籍河南唐河,中共党员,当代女作家。

宗璞的父亲冯友兰,哲学家,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,著有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等书。

冯友兰的弟弟:冯景兰,地质学家。

冯友兰的妹妹:冯沅君,现代作家、学者。冯沅君没有子女。

冯友兰的堂妹:冯让兰,是哲学家、哲学史家张岱年的夫人。

冯友兰的长女冯钟琏: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,是北京31中优秀的语文教师,1975年去世。

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:在美国成家立业,是锅炉专家。

冯友兰的次子冯钟越:中国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,飞机强度专家。1982年去世。

宗璞的母亲任载坤,辛亥革命前辈任芝铭之女。任芝铭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1969年,宗璞与蔡仲德结婚,二人育有一女冯珏冯珏,现为TOM在线执行董事、执行副总裁。

本文看点:宗璞用浅浅的笔调向我们介绍了父亲生前的故事,带我们走进了她与父亲的生活。作者重点记述了父亲临终前几年的状况,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例,表现了父亲治学的品质和精神,他豁达、洒脱、呆气、勤奋,文字洋溢着一位女儿对父亲深深的怀念。

文后附有《冯友兰对女儿宗璞的言传身教》,值得一看。

宗璞简介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(回忆父亲母亲的名篇:三松堂断忆/宗璞)

冯友兰(左)、宗璞(右)

【正文】

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。

去年这时,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,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,以便把轮椅推上去,让父亲在浓重的树阴中得一小片阳光。因为父亲身体渐弱,忙于延医取药,竟没有来得及建设。九月底,父亲进了医院,我在整天奔忙之余,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,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,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。

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,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,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,生活上有女儿侍奉,诸事不用操心,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。而且,他的重要著作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,八十岁才开始写,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,他居然写完了。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,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。

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,经常住医院,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。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午夜,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,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,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。他躺在担架上,我坐在旁边,数着脉搏。夜很静,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。

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,每次住院都很顺利。一切安排妥当后,他的精神好了许多,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,正要离开时,他疲倦地用力说:“小女,你太累了!”“小女”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。“我不累,”我说,勉强忍住了眼泪。

说不累是假的,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,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。

过了几天,父亲又一次不负我们的劳累担心,平安回家了。我们笑说:“又是一次惊险镜头。”

十二月初,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寿辰。也是他最后的寿辰。这一天,民盟中央的几位负责人丁石孙等先生前来看望,老人很高兴,谈起一些文艺杂感,还说,若能汇集成书,可题名为“余生札记”。

这余生太短促了。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五寿辰的“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”,他没有来得及参加,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。

一九九○年初,父亲因眼前有幻象,又住医院。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,每住医院,总要反复吟诵《古诗十九首》。有记不清的字,便要我们查对。“青青陵上柏,磊磊涧中石。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”“浩浩阴阳移,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,寿无金石固。”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。

一次医生来检查后,他忽然对我说:“庄子说过,生为附赘悬疣,死为决疣溃痈。孔子说过,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张横渠又说,生吾顺事,没吾宁也。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,所以还要治病。等书写完了,再生病就不必治了。”我只能说:“那不行,哪有生病不治的呢!”父亲微笑不语。我走出病房,便落下泪来。坐在车上,更是泪如泉涌。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。我知道,分别是不可避免的。

注释:附赘悬疣,出自《庄子-大宗师》:彼以生为附赘悬疣。赘zhuì,身上无用之肉瘤;疣,身上的瘊子,多见于手部。都是身上没有用的东西。全句为道家的一种哲学思想,意思是:生实乃多余无用,死才能超脱苦痛。一种出世的哲学思想。

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《新编》,可又怕他写完。在住医院的间隙中,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。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《余生札记》呢。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,又还有新的思想,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。只是来不及了。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。

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。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唯一的孙儿冯岱。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:“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!”他是这样爱中国、这样爱哲学。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。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。

然后,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,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。

作为父亲的女儿,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,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,秘书、管家兼门房、医生、护士带跑堂,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,但是我无哲学头脑,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。根据父亲的说法,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,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,在考虑问题。因为过于专注,难免有些呆气。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,自己形容自己是“呆若木鸡”。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。

抗战初期,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,途经镇南关,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。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,他说:“当时司机通知大家,不要把手放在窗外,要过城门了。别人都很快照办,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,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,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,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,还没考虑完,已经骨折了。”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。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,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。

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,不論遇到什么挫折,遭受多少批判,他仍顽强地思考,不放弃思考。不能创造体系,就自我批判,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。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。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,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,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。首先,一声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超越的历程。其实,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,位置固定了,任务便是改造,又怎知自是之为是,自非之为非?第三,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,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,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,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。其感受是不相同的。

幸亏有了新时期,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。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,“修辞立其诚”的态度。我以为,这个诚字并不能与“伪”相对。需要提出“诚”,需要提倡说真话,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。

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作出公允的、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。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,而评价每一个人时,也不要忘记历史。

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,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,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。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,尽量减少麻烦。一个人到九十五岁,没有一点怪癖,实在是奇迹。父亲曾说,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:一位是他的母亲、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,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,还有一个便是我。一九八二年,我随父亲访美,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道打油诗:“早岁读书赖慈母,中年事业有贤妻。晚来又得女儿孝,扶我云天万里飞。”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,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。近几年,每逢我的生日,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。一九九〇年夏,他写最后一联,联云:

鲁殿灵光,赖家有守护神,岂独文采传三世;

文坛秀气,知手持生花笔,莫让新编代双城。

宗璞简介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(回忆父亲母亲的名篇:三松堂断忆/宗璞)

冯友兰与夫人任载坤

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。“双城”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,第一卷《南渡记》出版后,因为没有时间,没有精力,便停顿了。我必须以《新编》为先,这是应该的,也是值得的。当然,我持家的能力很差,料理饮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,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。而父亲从没有挑剔,从没有不悦,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,无论做了什么,好吃不好吃,似乎都滋味无穷。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,一直胃口好,常自嘲“还有当饭桶的资格”;另一方面,我完全能够体会,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,再挑剔好坏,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。

父亲自奉俭,但不乏生活情趣。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,也有豪情奔放、潇洒闲逸的时候,不过机会较少罢了。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,曾和杨振声、邓以蛰两先生,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,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。六十年代初,我因病常住家中,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,一元钱一小时,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。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,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,觉得真如神仙中人。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,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。在他的心目中,人是与天地等同的。“人与天地参”,我不只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。《三字经》说得浅显,“三才者,天地人”。既与天地同,还屑于去钻营什么!

那些年,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,而他,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。一九八二年,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,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。

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,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自强不息到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地步;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。秉此二气,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國的二十世纪。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。

宗璞简介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(回忆父亲母亲的名篇:三松堂断忆/宗璞)

1935 年,冯友兰全家在清华大学乙所院中合影。

上图备注:冯友兰全家合影。

后排左起:任载坤、吴清芝、冯友兰;

前排左起:长女钟琏、长子钟辽、次女钟璞、次子钟越

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,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,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,县长来拜望,告辞时父亲不送,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,则一直送到大门,乡里传为美谈。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。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,许多年常常回信。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。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,每索书必应之。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,尤其是对年轻人,我认为最该关心,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。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,只好听之任之。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,起初还感觉不安,时间一久,则连不安也没有了。

时间会抚慰一切,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。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。当晚,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,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,就像平时那样配合,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“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”。我等了片刻,似乎听到一声叹息。

不得不离开病房了。我们围跪在床前,忍不住痛哭失声!仲(丈夫)扶着我,可我觉得这样沉重的孤单!在这茫茫世界中,再无人需我侍奉,再无人叫我的乳名了。这么多年,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,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,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。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!

【批注:这段文字读来令人落泪,父亲在身边已是“我”的生活习惯,他的离去使“我”觉得沉重、悲伤,“我”不愿面对无人需“我”侍奉的生活,“我”不愿面对无人再喊“我”乳名的日子,“我”不愿承受如此孤单的生活,读到这里,不由得想起一句话:“父母是我们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墙,父母不在,我们直面死亡。”】

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。只好对自己说,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。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。他没有特别的牵挂,去得安心。

文章将尽,玉簪花也谢尽了。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,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,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。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!

【附文】

《冯友兰对女儿宗璞的言传身教》

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诗词启蒙

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当教授、文学院院长时,清华大学校长是梅贻琦。因为寓所邻近,两家过从甚密,冯友兰的女儿宗璞(时年仅五六岁)和弟弟冯钟越以及梅校长的小女便常在一块嬉戏。童心无饰,玩着玩着就玩不到一起了:小弟钟越同梅家小女谈笑甚欢,有意无意冷落了一旁的“小姐姐”。面对那两个人的“统一战线”,宗璞一定表现出了委屈和不以为然。这不高兴被冯友兰看出来,平常不太过问家事的父亲便向宗璞招手:“你来你来!”

宗璞来到父亲面前,父亲问了缘由,说:“我今天教你背一首诗。”诗是白居易的《百炼镜》:“百炼镜,熔铸非常规……太宗常以人为镜,鉴古鉴今不鉴容。四海安危居掌内,百王治乱悬心中,乃知天子别有镜,不是扬州百炼铜。”冯友兰一边教一边解释:“唐太宗曾说,‘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’,就是说,从别人身上,自己应该学习领悟一些东西……”道理被父亲讲得很浅显很明晰,而同时深深吸引她的,还有父亲那抑扬顿挫的朗诵声,这声音激发了宗璞对古诗词的强烈兴趣。

冯友兰发现了这种兴趣,以后有时间便继续教宗璞背古诗,背《长恨歌》、背《琵琶行》……到上小学,宗璞已养成了一个极好的习惯:每天早晨上学离家时,先背书包来到父母床前,把刚刚学会的诗句对着父母背一遍。兄弟也如此。家中不自觉地就形成了那么一种气氛。

这气氛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影响。宗璞回忆,曾有一段时间,全家都在北京,逢到开饭,长幼围餐桌而坐,冯友兰也从纷繁的工作和思想中走出,和孩子们坐在一起,一边有滋有味地品尝着夫人做的可口饭菜,一边有声有色地讲述着时政文化历史哲学。所以从餐桌旁,孩子们得到的并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营养。宗璞留恋地说,那些内容,那种形式,想想似乎可以称作是“餐桌教育”。

不必子承父业,但求一心一意

宗璞说:“父亲在家里更注重‘言传身教’,我们小的时候,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,但他在孩子面前并不严厉。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,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,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,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,每次考试都从未开过夜车。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,父亲也只看各人兴趣。”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,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,冯友兰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。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,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。

冯友兰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: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,有人问他,家中怎么没有一人“子承父业”,他很幽默地一笑:“那是因他们深知哲学之无用。”

冯友兰对子女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事业的执着。宗璞回忆,在西南联大时,日军入侵,生活困难,学校的一些师生耐不住清贫,便去跑滇湎公路,从仰光等地贩一些物资到云南,“下海”做生意。冯友兰在学校在家中多次表示,人心不能二用,生活再苦,也不能分了心,仍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著述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虽然冯友兰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,但从父亲那里获得的这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: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,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、次子冯钟越也都是各自专业领域中极为优秀的专家。

“远庖厨”只为治学

从宗璞的话中可以听得出,冯友兰在家中是一个“甩手掌柜”。这首先得力于他的夫人任载坤。冯友兰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:“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,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。”宗璞笑着补充说:“一辈子没买过菜也不尽然。在昆明时,母亲身体不好,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。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,‘君子远庖厨’这句话放他身上倒合适不过。记忆中只有一次,父亲和我一起做饭,条件不好,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‘松毛’,盘在炉子里作引火,上面放上炭。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,弄了半天,哈,出来一锅糊饭!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,记得有‘煮饭则有黑无白’一句,因为生活生动,还博得老师赞赏……”

1982 年,冯友兰到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,宗璞陪同前往。在机场,87岁的冯友兰回首家事,曾颇有感慨地作打油诗一首:“早岁读书赖慈母,中年事业有贤妻。晚年又得儿女孝,扶我云天万里飞。”诗中提到的三个女性使冯友兰一生脱离了俗务的纠缠。

据宗璞及其堂姐冯钟云回忆,冯友兰的“慈母”在“五四”前后是一个十分开明的女性,她把自己的三个子女都从河南唐河老家送出来读书,结果这兄妹三人都成了闻名全国的人物:冯友兰在哲学界的地位自不必说,弟弟冯景兰则是新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之一,妹妹冯沅君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女作家。冯友兰的“贤妻”任载坤1918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(该校是当时中国女界的最高学府),可她与冯友兰结婚后,就基本上把精力投入到了家务之中。

回首往事,宗璞说:“这么多年,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中有比世俗生活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:在父亲,就是他的哲学、他的教育事业;在母亲,就是帮助父亲成就他的事业。”在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,为了能使冯友兰一心治学,教授夫人曾在校园里支起油锅,靠炸麻花来补贴家用。1977年,任载坤去世,冯友兰痛作挽联悼念:

在昔相追随,同患难,共安乐,期颐望齐眉,黄泉碧落汝先去;

从今无牵挂,断名缰,破利锁,俯仰俱不愧,海阔天空我自飞。

资料来源:《大师们的家风》第三辑,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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